史念海先生与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重读《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期刊索引：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2辑，第135-143页。
提要：
史念海先生于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用力甚勤，成果颇丰。他不断深入研究唐代历史地理问题，涉及唐代政治区划、自然环境、都会交通、人物分布、风俗习尚以及当时学者的有关成就等诸多方面，对唐代农业和畜牧业的关系、农牧业的发达与萧条对王朝盛衰的影响等问题，均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综观他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以经济地理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这是他始终追求治学“有用于世”的结果。他毕生坚持“有用于世”的治学理念，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
作者简介：
介永强（1969—），男，陕西彬州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隋唐史、中国文化史及历史文化地理。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他的断代历史地理研究之作《唐代历史地理研究》[2]，不仅开辟了唐代历史地理学的新领域，而且大大丰富了唐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于1993年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二年级第二学期（1995年上半年）有幸聆听了史先生为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课程，从中颇受教益。后来，我考上了史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至今却未能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做出点成绩，时常深感万分愧怍。恭逢史先生诞辰110周年，我重读先生所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又复多所获益，谨略述学习先生大作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借此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长期倾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
史念海先生淹贯群籍，博学多才，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而且是唐史研究的擘画者。他发起创建了唐史研究会（今中国唐史学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国首批学术社团；他在陕西师大创建了唐史研究所，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国内最早从事唐史研究的专门机构；他创办了《唐史论丛》，是国内最早的唐史研究丛刊，现已成为核心集刊。唐史研究是他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既是唐史研究的擘画者，又是唐史研究的力行者。他的唐史研究，重点在唐代历史地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自述中说：近来还有一点设想，我是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的，陕西师范大学设在西安，西安就是过去的长安，曾经是十几个王朝建都之地。这些王朝中最重要的是唐朝。唐朝的文化丰富多彩，唐朝强盛时长安是世界有名的都城，至少是亚洲文化的中心。对于唐代的历史做系统的研究，已列为陕西师范大学的重要工作项目。我作为这个学校以及历史系的负责人，应该分出一定的精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然，重点还是放在唐代的地理方面。[3]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史先生就已开始研究唐代历史地理。1935年，他在《禹贡半月刊》第3卷2-6期、9期发表了《两唐书地理志互勘》一文。时隔20多年后，他又发表了《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4]和《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5]两篇有关隋唐农业地理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先生倾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唐代历史地理的论文。1982年，他发表了《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6]和《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7]，直到1999年发表《龙首原和隋唐长安城》[8]和《唐长安城的池沼与林园》[9]。史念海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研究，一共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有关唐代历史地理的系列论文共有30多篇。[10]1997年，他选编了这30多篇论文中的15篇，结集而成《唐代历史地理研究》，被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发行，成为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扛鼎之作。《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的论文涉及唐代政治区划、自然环境、都会交通、人物分布、风俗习尚以及当时学者的有关成就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对唐代农业和畜牧业的关系、农牧业的发达与萧条对王朝盛衰的影响等问题，均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唐代历史地理研究》收录的15篇论文约占史先生唐代历史地理学论文的一半，未收入此书的一系列论文也各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在个人努力从事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同时，史先生还将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他指导的研究生中，毕业论文以唐代历史地理为研究方向的就有：《隋唐长安的水利》（郭声波，1984届硕士）、《隋唐两京丛考》（辛德勇，1988届博士）、《唐代人口地理》（费省，1988届博士）、《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李映辉，1996届博士）、《唐代城市地理研究》（徐君峰，1996届博士）、《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穆渭生，2002届博士）等。《隋唐两京丛考》[11]《唐代人口地理》[12]《唐代佛教地理研究》[13]《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14]开辟了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出版后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不断深入研究唐代历史地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
史先生在唐代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成果颇丰。他锲而不舍，不断深入研究唐代历史地理；他“为学不作媚世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先生关于唐代历史地理问题的真知灼见，集中反映在《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研读《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并结合未收入该书的有关唐代历史地理的论文，概括起来说，史先生对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8个方面：
（一）总结了唐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及特点
《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开篇之作是《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15]，压轴之作是《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16]。这两篇论文首尾呼应，系统总结了唐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及特点。通过考查《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对于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诸书的著录及其存佚情况，史先生指出，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是有相当成就的，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有总括全国的著述，都城、州县、山水、道路、古迹、特产等都在撰述之列；唐代的地理学家以魏王李泰和李吉甫、贾耽最为有名；以唐代前期和后期相比较，唐代后期显然是要较前期更富有成果[17]；而对于域外各国的著述，为数尤多，“盖唐代强盛之时，威德四布，域外往来，为当世所重视，故撰述不少；其后国力渐衰，边陲戎事又为有识者所关心，更有较多的图书问世，显得一代言地的特色”。[18]正因为“对于域外各国的著述，为数尤多”，“显得一代言地的特色”，先生又撰著《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一文，专题论述了隋唐历史地理学的这一特色。唐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成就超迈前世，但也存在不足。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文》曰：“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史先生认为，李吉甫的指责可以说是切中时弊。[19]他还强调指出，在治学方法上，唐代地理学家“大要皆祖述班固成规，惟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在此之外，实地考察之法也使唐人取得更多成就。盖目验总胜于耳食，更往往出于文献记载之外。此等方法亦不自唐人肇始，由于唐人的运用，可知为言地者所不可或阙的功力。运用者尚非甚多，似未能为后世积累更多的经验”。[20]先生的这些总结切中肯綮，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唐代历史地理学的特点，而且对于当今开展历史地理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阐明了唐代政治区划的演变过程和规律
行政区域划分是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政治区划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唐代政治区划，史先生著有《唐代都畿道的属郡》[21]《唐代所谓万户人家的州城》[22]《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23]等论文。其中，尤以《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一文最为重要，因而列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二篇。《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一文阐述了唐代“道”的创立及其演变，并具体探讨了“道”的区划在军事上的运用、“道”的区划与各地人口和经济的关系等规律性问题。文章认为，无论贞观十道，还是开元十五道，以山川形便来划分政区是唐代政治区划的特色；[24]而人口多寡也应是不可忽视的要素，开元十五道就是在全国人口普遍增加的过程中重新作的调整和改革。[25]文章还强调，唐代政治区划“最为显著的变化却是在天宝末年安禄山乱事发生以后。河西、陇右防边兵力先后内撤，平定乱事，吐蕃乘机扩土，迄于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陇右州县皆已陆续丧失。宣宗大中年间（847-859）虽能收复故土，可是北庭（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和安西两都护府却成了化外之区了”[26]。明了政治区划的形成和演变是研究唐代历史地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一文的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三）揭示了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
“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27]在唐代几近300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的活动引起了哪些地理变化，这些变化与人的活动有何关系，是研究唐代历史地理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史先生《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28]一文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些答案。
《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一文主要论述了一些河道、湖泊、草原、海岸的变化及其所发生的影响。隋唐王朝定都长安，“环绕长安城的‘八水’实际上组成了一个相当广大的灌溉网，孳育农田，更增加了长安城作为两代都城的意义”。[29]可是，“隋唐两代固与其前后各时期不同，就是在其统治的三百多年中，前后亦多未能一致”。[30]唐代中后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单是粮食供应，则不能不仰赖于黄河下游和太湖流域。这是由于“八水”流量减小，长安附近农田灌溉面积减少，加之都城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就成了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渭水流量过小，导致经过渭水上运的关东漕粮多不能按时到达，举朝常常为之惶惶不安。史先生认为，环绕长安的河流流量的减小，是因为长安作为王朝的都城，宫殿、官署、居民房屋的建筑和维护，都需要材木，加之城内人口取暖、炊膳，也都需要薪炭（木炭），这就使长安城南秦岭的森林遭到破坏。这样的破坏，自唐代中叶就已经肇见端倪。因为茂密的森林可以涵养水源，森林破坏后，水分无由涵蓄，所有降水随时流下，一泻无余。发源于秦岭北麓的河水，流量也自然随之减少。由此可见，唐代中后期，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小，显然是人为作用的结果。[31]
唐代前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处农田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加之黄河溢决次数不多，都城长安所需要的漕粮，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满足。可是，到了唐后期，王朝财赋和粮食主要仰给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对于这一重大变化，史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受到摧残，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黄河流域的人口曾有大量的南迁，移徙到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增加了大量人口，也带来了黄河流域一些先进的设施和经验，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32]也就是说，在唐代后期，人为的破坏，导致黄河下游经济渐渐萧条；人为的努力，促进了太湖流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从而表明，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人的缔造经营，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因为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周围地理的变化，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那是非常微小的”。[33]
（四）探寻了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
绵延几近三百年的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原因是什么，从来就是古今治史者关切的重要问题。论者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史先生指出：“自来论唐代盛衰者，率皆着眼于政治制度、财赋盈亏与夫人事的安排。一代盛衰确是国家之大事，其中千头万绪，因果良多。然足食足兵也是导致富强必具的因素。”[34]他撰著《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35]一文，独辟蹊径，以农牧地区在唐代前后期的变化剖析了唐王朝由盛而衰乃至灭亡的原因，令人耳目一新。隋唐两代以农立国，版图之内主要是农耕地区，也有相当广大的半农半牧地区，农牧地区之间有一条天然的分界线。远在西汉时，这条界线是在碣石−龙门之间，也就是由今河北省秦皇岛附近经北京和太原之北而至于山西河津县的龙门山。史先生以为，到了隋唐时期，大体仍沿袭这条界线，不过，东北一段稍稍向北推移，达到燕山山脉之下，它的西端还向前延伸，达到陇山之西，东北端延伸到了辽水下游。这条界线本来是农牧地区的界线，到了隋唐时期，具体来说，应该称作农耕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界线。因为隋唐时期这条界线的西北，已经发展成半农半牧的地区。他还认为，隋唐时期，半农半牧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也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就在阴山山脉，其西侧曲折达到居延海之北，其东侧则在燕山山脉。另外，还有一条同样的界线，是由祁连山、日月山绕过洮水和羌水（今白龙江上游），再循剑南西山趋向西南。[36]史先生认为，作为以农立国的王朝，隋唐两代统治了所有的农耕地区，还有半农半牧地区，而国都长安居其中枢。这农耕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犹如左右两臂，指挥裕如，在内政清明的前提下，是可以国富兵强，郅治太平的，在隋代和唐代前期也确实取得了相应的效果。[37]可是，到了唐代后期，却有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安史之乱，黄河流域富庶的农耕地区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不能继续发挥固有的作用。这就使唐王朝的左臂近于瘫痪。[38]由于都城之西就是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能够豢养马匹，可以说是王朝的右臂。安史之乱爆发后，边兵相继东撤，吐蕃一再入侵，占据了陇右道，唐王朝失去了养马地区，等于割断了其右臂。[39]都城长安的东面，富庶的农耕地区的萧条，它的西面，养马地区的半农半牧地区的沦失，这就使唐王朝失去了左右两臂，既不足食，又不足兵，就难得再有升平的岁月，更说不上强盛的国力了。后来，唐王朝虽然收复了陇右道的半农半牧地区，却已无力恢复豢养马匹，使这只曾经断绝的右臂亦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正如安史之乱后失去左右两臂时一样，难于挽救唐王朝的灭亡。[40]先生以历史地理学家的眼光，对唐王朝兴衰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释，有理有据，自成一家之言。
（五）重点研究了唐代农业地理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数千年来，农业不断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就，积累了不少经验。如何承受过去的经验，取得更大的成绩，是有关方面都应该注意的问题。为了探索历来农业生产的经验，充分说明其间发展演变的历程和规律，史先生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41]为此，他对历史时期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多方面考察，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其中，关于唐代农业地理研究的论文就有：《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42]《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43]《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44]《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业地区的分布》[45]《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46]。除了《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一文，其他4篇均收入了《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关于唐代农业地理，史先生主要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是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状况及其地区差异。《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文指出，隋代及唐前期，黄河流域以关中地区、汾晋地区、太行山以东地区、洛阳地区的农业经济最为发达。[47]《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业地区的分布》一文认为，唐代河北道的北部，燕山以南已经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说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河北道中这一段，在这时应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媯州和营州，仍是半农半牧地区；辽河以东及渤海国所在的松花江和牡丹江流域都有一定的农业基础，但不能因此而说就已经成为农耕地区，因为其中还掺杂着一定的畜牧业和狩猎业。[48]《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一文指出，隋唐时期长江下游重要的农业地区是在江南太湖周围各处，这个地区有优越的修兴水利的条件，而当时的劳动人民利用这样的自然条件，克服了自然环境的困难，加上工具改良和技术的改进，使农业有所发展，在唐代中叶以后，成为关系着全国经济盛衰的地区。[49]《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一文认为，唐代前期陇右道东部有若干森林地区，更有广阔的畜牧地区，农耕地区在森林草原之间，也只是点状的存在；[50]开元天宝时期是唐代的盛世，这时全国上下都显出一派富庶气象，陇右道东部也不例外，较前富庶，但从当时全国来说，这样的富庶不足为奇，如果因此而谓“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那是过分地夸张，与实际不相符合。[51]史先生关于唐代农业地理研究的一系列论文，考证缜密，新见迭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唐代经济和社会，而且奠定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础，使其成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六）深入研究了唐代交通与经济都会发展的关系
史先生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发展成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此外，积极探索历史时期经济区内各种地理条件的变迁与经济都会的兴起、发展和衰落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先生对于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52]在这方面，他深入研究了水陆交通与唐代经济都会之间的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发表了《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53]一文，认为扬州在唐代能够成为名重一时的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与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它的繁荣，交通应是主要的因素[54]；唐代扬州最为繁荣的时期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一段时期[55]，后来由于扬州城外的长江向南摆动，江面趋于狭窄，海舶不能再来停泊，扬州失去了作为对外贸易口岸的地位，加上唐代末年的战乱，把这座富甲天下的经济都会荡为丘墟，所谓“扬一益二”也就一去不复返了。[56]史先生还发表了《河西与敦煌》[57]《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58]《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59]《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60]《唐代的道路系统》[61]等论文。其中，《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一文详尽地论说了运河的开凿及其沿岸的都会和长江的航运及其沿岸的都会，《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一文详尽地论说了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及其沿线的都会。这两篇论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篇论水路交通与都会，一篇论陆路交通与都会，由此足以可见唐代交通和都会的梗概。
（七）对唐代文化地理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唐代疆域辽阔，版图广大，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文化的区域差异也不一而足。史先生对此着其先鞭，开展了唐代文化地理研究。他在《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62]一文中指出，唐代历年将近三百，其间虽然迭有治乱盛衰，而当代人物却还是先后辈出，论其每个人的出处进退，自然因人而异，各有不同，若细究其本贯分布，也因地而具有特色。[63]经过逐一稽考两《唐书》列传中2055人的本贯，复经统计具知本贯的1928人的地理分布，史先生认为，唐代前期，人物分布最多的地区是关内道（集中在都城长安及其附近平原地区），其次是河北道，再次是河南道和河东道[64]，这显示出唐代前期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都是在黄河流域[65]；安史乱后，黄河流域趋于萧条和残破，北方各道的人物大部分减少，长江下游南北包括太湖周围乃是唐代后期人物的汇集中心，而这个中心地区也就是唐代后期经济最为发达的所在。[66]《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一文还探析了唐代前期的将相与关西和关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先生又撰写了《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67]一文，进一步追溯了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渊源。他指出，唐代前期，属于关西的关内道居于相位的人最多，关东涌现出若干将帅和武臣，并跻身于王朝的中枢，这与秦汉时期“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所谓知人论世的通则不同。[68]史先生认为，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渊源可以上溯到西晋末年永嘉年间，永嘉乱离后，关东已经成了羌胡杂居的地区，而且还有其他本来从事游牧生涯的部落，环境的骤变，这就使关东人士不能一仍旧贯，从容执卷吟咏，以文笔较量高低了；当戎马倥偬、烽烟迭起之际，舍去坚筑坞壁、身环介胄，殆无由生存下去；世事多变，由羌胡杂居递嬗为鲜卑独控半壁河山的局面，坞壁组织这种武装力量虽难继续存在，尚武之风却历世相承，从未稍泯；正是这样的流风余韵，绵延不绝，直到唐代前期仍能显出一定的影响。[69]《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一文体大思精，《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一文见解独到，这两篇论文高屋建瓴，可谓唐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堪称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经典范文。
（八）对唐都长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
史先生不仅在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地名学、方志学等学科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还创立了中国古都学，创建了中国古都学会，为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70]由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西安，对古都西安的深入研究成为史先生古都学研究的重点。其中，尤以唐都长安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也是他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史先生有关唐都长安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71]《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72]《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73]《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74]《长安和洛阳》[75]《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76]《龙首原和隋唐长安城》[77]《唐代长安城的池沼与林园》[78]。此前，有关唐都长安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多聚焦于唐都长安的兴建和扩建、规模和布局、人口和经济、文化和习俗等问题。史先生别开生面，抉隐发覆，重点探讨了唐都长安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发人深省，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古都西安的兴衰变迁、更好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史先生学术视野广阔，他对唐代历史地理的许多重要问题都进行了独到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综观史先生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以经济地理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他发表的唐代农业地理研究论文有6篇，而与农业地理有关的论文还有《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再加上论述唐代交通与都会的4篇论文，属于唐代经济地理研究的论文就有12篇，占其唐代历史地理研究论文将近一半。也就是说，史先生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重中之重是经济地理。这是他追求治学“有用于世”的结果。
始终坚持“有用于世”的治学理念，指明了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方向
史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探索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79]他说：“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是这样一门学科，应该有其社会功能。研治这门学科的人就应该发掘它的社会功能。”[80]为此，先生专门撰写了《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就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部分各自包括的一些方面举例说明，以显示它是可以为世所用的，他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门为世所用的学科，问题是如何发扬光大，使它更易为世所用，使它更能发挥出为世所用的作用。”[81]他还强调：“只要不作‘是不为也’的设想，则发挥这门学科的为世所用的作用，应该是‘非不能也’。”[82]“为世所用”是先生毕生追求的治学宗旨，“有用于世”是先生毕生践行的治学理念。在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先生“有用于世”的治学理念一以贯之。《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有关农业地理的论文几乎占了一半，为什么偏重这一方面？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多年来不佞一直研治历史地理之学。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如何有用于世？农业应该首先在注重之列。民以食为天，不发展农业，如何能养活起这样众多的人口？前代的经验得失还可作为今世取法参考，因而就不时在这一方面从事探索。”可见，先生总是围绕现实问题而进行学术研究。隋唐王朝幅员广大，当时的自然环境如何？对此问题“，世之治史者，一般皆置之不论，殆以自然环境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观今就可以知古，无容再琐琐道及。殊不知自然环境也时时在变化之中，参以人为力量，当更加速这样的变化。”[83]史先生说“：现在全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首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地，可是隋代及唐代天宝以前，都城所需的漕粮却主要来自太行山东和黄河下游各地，这就不能用现代的现象作解释了。”[84]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先生撰写了《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一文，对于隋唐时期全国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史先生说：“人们是能够利用自然，并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正是由于能够利用自然，并进一步改造自然，才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达到更高水平。……自然是时时在变化之中，这样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也就是随着自然的变化而不断有了新的内容和规模。”[85]他说：“自然因素是经常在演变之中，它有一定的规律。这样的规律当然有助于当前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86]自然的演变有一定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有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也就是可以“有用于世”。因此，先生在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格外关注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针对唐代初年河西和河套地区屯田所取得的成就，先生称赞：“唐朝的成就正昭示人们对于土地利用不能有若何局限的想法，在适宜的条件下经过人们的努力，荒原是一样可以成为良田的。”[87]针对隋代及唐前期长江下游农田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先生称赞：“长江下游及其附近的地区，湖泊河流本来较多，稍为疏通利导，就可增加灌溉的亩数，但当时人们的努力仍然是值得称道的。”[88]针对唐代前期渭水流域农林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先生称赞说：“唐代前期，渭水比较清澈。显然可以看到这是当时这个地区农林牧三者的关系相互协调的成就。这是自西周春秋以来，迄至现在，渭水能够清澈的惟一时期。这是善于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成就，是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的。”[89]先生对唐人善于利用和改造自然多所褒扬，对唐人利用和改造自然导致环境恶化则痛心疾首，努力探索其中的原因。汉唐时期，“八水”绕长安。“八水”中，除泾、渭两水外，其余六水都发源于秦岭北坡。这几条河水的流量到后来都大为减小，枯水季节甚至断流。这个现实问题时萦先生心怀，他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与唐代城市用材的急剧增长有关系，因而秦岭北麓的森林就滥被采伐，茂密丰厚的植被也横遭破坏，导致了河流水量的变小，并建议尽快恢复秦岭北坡的森林植被。[90]唐长安城建在龙首原，龙首原本来广阔平坦。可是，后来分离出了许多小原。史先生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考证出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附近的小原多达32处。[91]他认为：“龙首原上有了小原，而且小原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这说明龙首原上侵蚀的普遍，而且侵蚀的速度在加快。由白鹿原演变到少陵原曾经多历岁月，甚至还历经一些改朝换代的大事，龙首原残破如此迅速，应是人为作用促成的。”[92]这难道不应该警惕？先生的长篇宏文《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开唐代文化地理研究风气之先，他语重心长地说：“历史文化地理的研治并非只限于人物的出处，自应各方面都能有所开拓。我国是文明古国，我们不能仅仅空具思古的幽情，而应该使文明古国不断发展，这应该是研治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者共同的心愿和抱负。”[93]先生崇高的学术品格和远大的学术追求由此可见一斑。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皇皇盛世，自古及今，人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空具思古的幽情，而应该使文明古国不断发展”。因此，探寻大唐盛世的渊源和脉络，探究大唐盛世的兴衰和变迁，察古观今，为世所用，历史学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史先生《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已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指明了方向。今日从事历史地理学和唐史研究的学人，当继往开来，“自应各方面都能有所开拓”，不断发扬光大“有用于世”的学术理念，努力开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局面。
注释
[1] 王双怀：《史念海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贡献》，《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0页。
[2]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 史念海：《史念海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04页。
[4] 史念海：《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59年第6期，第61-70页。
[5] 史念海：《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60年第1期，第34-40页。
[6] 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21-27页。
[7] 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第25-48页。
[8] 史念海：《龙首原和隋唐长安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辑，第1-20页。
[9] 史念海：《唐长安城的池沼与林园》，载《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第3-41页。
[10] 详见辛德勇、王双怀、史先智：《史念海先生著述目录》，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编，《河山之恋—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内部印刷，2012年，第347-372页。
[11]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
[12] 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3] 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 穆渭生：《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26页。
[16]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496-533页。
[17]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5页。
[18]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2页。
[19]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6页。
[20]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3页。
[21] 史念海（署名宓三能）：《唐代都畿道的属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第162页。
[22] 史念海（署名籍大阳）：《唐代所谓万户人家的州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第228页。
[23]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2-150页；《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7-62页。
[24]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34-35页。
[25]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52页。
[26]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8页。
[27]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四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3页。
[28] 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1－63页；《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63-87页。
[29]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64-66页。
[30]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63页。
[31] 史念海：《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河山集》（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73页。
[32]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77页。
[33]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四论》，第1页。
[34]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序”，第2页。
[35]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50-271页。
[36]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51-253页。
[37]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53页。
[38]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53-260页。
[39]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60-264页。
[40]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68-269页。
[41]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河山集》（九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42]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88-110页。
[43]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31-145页。
[44] 载《唐史论丛》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45]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11-130页。
[46]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46-233页。
[47]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88-110页。
[48]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27-128页。
[49]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42页。
[50]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64页。
[51]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10页。
[52] 陈隆文：《史念海教授与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53] 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21-27页。
[54]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38页。
[55]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43页。
[56]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46-249页。
[57] 原文分上、下篇发表，上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第51-76页；下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第1-32页。
[58]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第1-33页；《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313-346页。
[59]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第1-25页；《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347-372页。
[60] 载《唐史论丛》第六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
[61] 史念海著，王双怀整理：《唐代的道路系统》，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28页。
[62]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373-467页。
[63]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374页。
[64]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401-402页。
[65]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407页。
[66]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415页。
[67]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第25-50页；《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468-495页。
[68]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468-469页。
[69]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488-489页。
[70] 王社教：《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古都学研究》，《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32-39页。
[71] 史念海：《河山集》（五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9-401页。
[72]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辑，第1-39页；《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72-312页。
[73]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辑，第15-32页。
[74]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第1-18页。
[75] 载《唐史论丛》第七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76] 载《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第5-87页。
[77]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辑，第1-20页。
[78] 载《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第3-41页。
[79]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
[80]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河山集》（九集），第7页。
[81]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河山集》（七集），第13页。
[82]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河山集》（七集），第12页。
[83]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63页。
[84]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63页。
[85]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河山集》（七集），第1页。
[86]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河山集》（七集），第3页。
[87]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95页。
[88]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34页。
[89]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58页。
[90] 史念海：《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河山集》（七集），第51-76页。
[91] 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河山集》（九集），第308-326页。
[92] 史念海：《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河山集》（九集），第202页。
[93]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河山集》（七集），第12页。